现届美国政府的施政方针是基于总统特朗普于竞选时提出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承诺把职位带回美国。无论是向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至减税措施，特朗普总统都信心满满，认为其经济政策可把投资和生产线带回美国本土。然而，中大商学院近期发表的研究却发现事情发展未尽如特朗普所愿。
这项题为《不回归本土：美国贸易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生产网络的影响》的研究，由中大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联同博士生韩妙哲，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助理金融学教授王奕飞携手进行。
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首季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触发了目前正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于今年一月份签署首阶段协议，令这次贸易纠纷暂时休战。吴靖教授认为："即使在贸易战开打之前，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否与中方达成贸易协议发出许多立场不一的言论，一时偏向鹰派，一时偏向鸽派。"虽然现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都集中在关税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但只有很少实证研究是关于贸易及其他经济政策对生产决策的不确定性影响。
吴教授表示："我们发现，美国贸易政策愈趋摇摆不定，驱使美国企业倾向把生产线迁往海外。"
吴教授表示，一方面，希望规避风险的企业可能会物色后备供货商和客户来尝试分散一些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海外投资的动机，并促使企业将其生产网络搬到他们较熟悉的地区。
研究人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吴教授的研究团队特别考虑了三种不确定性：首先是征收关税（百分比）、关税（金额）及入口壁垒以及政府补贴造成美国贸易政策摇摆不定；其次是税法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等美国非贸易经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是针对特定外国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他们的目的是找出随着贸易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是否真的能吸引企业把生产网络迁回本土。
向海外倾斜
吴教授表示："我们发现，美国贸易政策愈趋摇摆不定，驱使美国企业倾向在海外生产，不符合企业会将生产线迁移到更'安全'地区的假设。海外供应商数量增加，此消彼长，本土供应商的比率则相对减少。这种'不回归本土'的现象与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美国企业生产线回归本土'的方针背道而驰。"
研究人员检视了2003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上市的美国企业，并使用一个指数来衡量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9/11袭击、2011年债务上限争议以及其他有关财政政策的重大争议发生时，这个指数都会飙升。
吴教授解释："最重大的发现是，当美国企业面对与日俱增的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时，便已着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关系，而非等待不确定性化真正出现时才会有所行动。近期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发现美国企业早在2015年6月特朗普参选时便已着手调整供应链，甚至早在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备忘录展开贸易战之前。"
企业寻求分散生产和经营，藉此排除因过份集中于某地区所存在的经济风险（在本例中为中国），并把供应链迁移到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
打个比方，研究人员发现美国跨国能源公司雪佛龙（Chevron）在2015年至2018年间终止与部分中国石油化工业相关公司合作；而与此同时，Chevron亦停止了与约185家美国供货商的业务关系，当中包括燃料和能源公司SPX和DXP等。另一方面，Chevron则开展与其他地区供应商的合作，包括越南、哥伦比亚、西班牙和斯里兰卡等。2014至2015年之间，包括时装零售商L Brands、万豪国际和德纳公司（Dana Holding）在内的美国大型企业也将其中国内地以外供应商的比例增加166%，这些新增的非中国供应商大部分来自韩国、越南和马来西亚。
吴教授表示："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企业大幅削减本土供应商，并在海外物色更多供应商。同时，我们发现，在饱受特朗普政策打击的中国，来自美国企业订单录得较低的增长率，反而其他不确定性较低地区的国家如东南亚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和智利却因此受惠，产量不断提升。"
复杂性的影响
是次研究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生产链较复杂的企业，以及对美国商业环境变化较敏感的企业，较有可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把生产线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部署更往往是在中美贸易纠纷出现前已经作出。这项研究举美国跨国科技公司Apple为例，该公司将其美国本土供应商的比率从2014年的33%收缩至2016年的30%，并在2018年进一步降低至27%。
吴教授解释："由于不同生产链之间无法相互替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稳定都会损害企业的正常生产。因此，他们对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敏感。"
该研究发现，随着非贸易相关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国企业倾向反其道而行，缩减其外国供应链。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非贸易相关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实施，而当时企业通常正在减产，兼且在此期间，海外供应商的供货亦较有可能被切断。
吴教授指出："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他们观察到，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南方航空等企业在2015年后已大幅减少采用美国供应商，同时则在马来西亚和巴西等其他国家开辟了新的供应链。"
吴教授评论道："我们发现，经济前景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令企业的价值受到损害。有关负面影响将透过供应链传播到其他企业，而这些企业并非直接与具有不确定性的地区有联系。要把供应链迁到不确定性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代价也很高。另一个困难可能是由于订单突然增加和人工成本上升，但工厂产能应接不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