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理论”获诺奖，与我国扶贫实践遥相辉映
江德斌
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将这一奖项分别授予了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来自哈佛大学，以表彰其“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所做的贡献。（10月15日人民网）
在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家抗击全球贫困的努力予以认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一项纯粹的学术奖，也是对全球各国脱贫工作的认可，与我国扶贫实践遥相辉映。
贫困是一个世界难题，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不到1.9美元，一年约合694美元，截至2015年，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总人数为7.36亿。与贫困做斗争，摆脱贫困的束缚，乃是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大问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名发展经济学者，主要依据就是他们在减贫方面做出的贡献，不仅取得了实践验证，亦影响到许多国家的扶贫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辞中写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其研究重点放在了诸如健康、信贷获取和采用新技术等重要领域上。目前，田野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评估减贫措施效果的标准方法。
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政府的投入与执行是相辅相成的。1978年末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18年末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我国在扶贫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很多实践证明，扶贫不仅要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更要帮助他们培养技能，实现“造血式”扶贫，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这也与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的研究就发现，对于穷人群体而言，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
从扶贫的有效性考虑，扶贫要先扶志，政府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多元化教育资源，低廉的医疗救助，因地制宜培育生产技能，树立起坚强的自立精神、拼搏奋斗毅力。而且，贫困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扶贫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要广泛动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广大民众，善用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携手与贫困抗争。近年来，拼多多大力倾斜资源和技术，并通过“拼农货”模式，为分散的农产品整合出了一条直达4.185亿用户的快速通道，将全国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时代不断变化，扶贫也需要顺应潮流，持续创新模式。如今已是信息时代，我国互联网科技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制定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鼓励、引导网信企业、网络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网络扶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
比如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等实施的村播计划、新农商计划、农货节、多多果园等电商扶贫模式，不仅实现了农货上行，还帮助贫困人口掌握网络销售技能，培养了电商管理人才，为网络扶贫做出了创新贡献。截至2018年底，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超过14万家，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经营类目以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预计带动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累积触达并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新电商扶贫创新能力可见一斑。
目前，距离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仅剩一年多的时间，剩下的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非常艰巨。各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应进一步形成合力，充分利用扶贫政策，结合经济学家的减贫理论，创新探索更有效的脱贫模式，帮助贫困地区彻底拔掉“穷根”，为全球减贫事业奉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