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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没有原因
时间:2014-05-30 09:11  来源:每日电讯

    一天,我正站在一棵干枯的冬青旁边,看着地上“呼啦啦”地转来转去的废纸片——不久前它们被学生们用脏兮兮的垃圾桶倒进沟里,在有风的阴天它们重又回到了被驱逐出去的地方。

    就在那时,李筠突然神色慌张地扭着头走进来,几乎是在我耳畔自语,“在外打工的张福君的父亲过世了!”

    “啊!”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身子像被谁推搡了一下,“啪”的一声,那根干枯的冬青在我脚下断了。

    “是得,很不幸。”

    “胡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这你就不要问了……”

    “确信吗?”

    “千真万确。”

    “那么,张福君还在教室里,要不要……”

    “他大概已经知道了。”

    “可怜的人!”

    “振作点吧,哦,这话该对他说。你们是在一个村子的,办点什么事都比我们熟悉,你看……唉,咱们都不好受。他岁数也不大。但是大家都要勇敢面对!”

    “放心吧!福俊我是有办法的。”

    “对啦,这一悲痛的暂时不要传开的好……”

    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教室里,看见张福君垂着头,双手不由自主地抖着,一边把书装进那个不知缝补了多少遍的扁扁的书包。

    我们三个是在校园内静寂下来的时候离开的,因为刚刚上课。

    我看见马庀正昂着梳得油光的头冲进一个教室,像要断裂的门“轰”一声闭上了。

    只记得魏老师站在我身旁,神情严肃地说了几句话,我几乎没听清。张颐武哆嗦着,舔着红红的嘴唇、摇着大脑袋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像一只害病的山羊。

    “节哀顺变吧,”或“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你就想开一点……”这类人们常在丧事里说的话如今噎在我的喉咙里了,有关这类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又想起了外祖父的逝世。我一直怀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内疚。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记得好像是去年我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杏树开满美丽的小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起冰雹,但是很快雨后新霁,在大大小小的冰雹和洪浊的水里满是大拇指头大小的杏花,唉,我怎么想起这些了呢。至亲的外祖父是为我所不理解、始终是模糊的,然而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让我真切地感到失去他后的痛苦,就像夏天洪水越来越大,冲刷的地方也越来越宽阔,深邃。

    我几次抬起头准备给福俊说些什么话,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在巨大的悲痛面前,几句安慰性的话显得多么苍白和空洞啊!有一种巨大的哀怜的力量还是让我开口了,我在他旁边说了几句蠢笨的话,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嘶哑着嗓子,在不断咽下口水的时候发出一种令人伤心的声音,像是小石子掉进水里的余音。他用灰色的手指揉着双眼……

    一只黑色的燕子在我们的头上无声无息地打了个圈,眨眼就消失在一旁载满黑乎乎的苹果树后面了。前房的一块苜蓿里早就被人们走出一条小路,踩坏了刚刚发芽的暗绿色的苜蓿。

    在多雨的天气里,浑身湿透的学生们和拄着铁锹的农人们就会钻进齐膝高的苜蓿里——青色的花儿被雨淋得格外艳丽,一忽儿,它们就被人们蹂躏得一塌糊涂——然而,在北方的四月,它才露了个短短的芽儿。

    这好像是被人废弃从不光顾的地,任苜蓿又长又粗的根茎自生自灭。可是,一到麦子割完,秋天还没到来的时候,几个戴着烂草帽的人就会把它们割得一根不剩,有时干脆一捆一捆地摞在地里,直到冬天,直到它们朽黑,人们才慢慢腾腾地收走,留下一块圆形的、白色的地方。

    “你这是往哪儿去呀?什么?买墨汁?哦……”福君的父亲带着惊讶的表情望着我。他的苍白的额头和嘴边满是干干的细皮屑,有的地方甚至血红色的——难受的廯使他不得不掏出插在裤兜里的手去搔痒。问我的时候,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长长的、油腻腻的头发粘在薄薄的耳朵周围。我小声回答几句,走开了……好像这些都是昨天才发生的。

    天阴沉沉的,似乎再也晴朗不起来了,时间也凝固了,白天不会继续,黑夜也不会来临——可怕的寂静凝固了天上均匀的乌云和其他活动的东西,所有的声响(不管是此刻我们正走在河湾的石砾里,发出像一头老母猪张开大嘴吞吃萝卜丝的声响)、颜色都是不会变化的了,乌云后面人们记忆中的太阳也不会重现,光灿灿地照耀尘土飞扬的黄土地……

    一进家门,张福君就钻进不久前才修成的那座大房子里。趴在那儿,哭得泪流面貌。

    这是一间很结实的泥坯房,这种样式的房子最近两年才流行起来。只有前面是用红砖块砌成的,正方形的大窗子安装着蓝色的玻璃,前面另有一层能开合的窗扇,它和门都被漆成深红——这都是村子里那个木匠的绝活。房子里四壁还没来得急刷上白垩粉,一张古旧的写字桌放在后墙根——福君的父亲还没来得急装饰好甚至住进去(他以前住厨房)就去世了。

    福君屈着腿、趴在炕上的一个很大的枕头里,身子抽搐,不停地哭。他的母亲已经哀伤过度,红色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淌到下巴,偶尔像被憋住了似的仰起头沉重地叹一口气。她的茫然的目光好像看不见站在地上的我们了。

    “好啦,孩子,你看,这是个什么场面呀,咱们到厨房里去吧!”一个绷着松弛的眼皮的邻居给我说。他披着一件绾起袖子的旧衫子,破布鞋上满是湿泥巴——显然刚从地里回来。

    “他们有人照顾吗?”我瞅了一眼炕上的福君和他的母亲。

    “有。走吧,”他的胳膊一动,准备摸我的饿后脑勺,不知什么原因,却在我的书包上拍了一下。

    在光线很差的厨房里,有三个人:个头矮小的中彦像个圆滚的皮球,靠在案板和灶头相接的角落里,仿佛稍稍动一下就能从那儿弹出来;不管从哪一件衣裳,哪一双鞋子穿在他身上都会被那滚圆的肉体撑得变成球形,像装篮球的袋子。他已经三十岁左右,可是还没讨上女人,他秃顶、长脸的老父亲经常弓着背,眨着一双泪水濛濛的眼睛到很远的山里为儿子打听对象;中彦忧心忡忡的,用食指和大拇指夹着卷得很粗的马合烟放进黏糊糊的厚嘴唇里,狠狠地吸上一口;突然,他猛地把手撑在案板上,案板“咯吱”一响,他狠命地咳起来了。我觉得他就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温顺的短发颤颤巍巍,鼓着的两颊突然变红,大鼻子里喷出亮晶晶的鼻涕。他立刻认识到自己失态了,“唉,天气老是变,你们看,我都感冒了……”

    中彦对面的炕头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长着一副看起来什么都懂的眼睛。此刻,他伸出手擦擦鬓上中彦喷过来的口水。他显出一副胸襟宽大的模样,继续低下头看自己手里纸烟的商标。

    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不断抖着粗壮的双腿,脚后跟有节奏地碰在炕壁上,发出“咚咚”的响声,满不在乎地望着院子里的井盖。她照着近年来流行起来的那种发型,也把一头浓密而干燥的头发从橡皮筋里放出来,披在肩上,而且,还用一种看起来叫人恶心的黏糊糊的东西染成了黄色。

    在我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后,就把书包放在炕上。我突然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半大的人儿了,令我很惊奇,其中有一些隐微的、又担心又自信的心惊。

    “好啦,各位,”我身旁发着汗味儿的邻居颤着嗓子、庄严地对人们说,但是他的头没抬起来,“现在不是和故去的人的遗孀擦鼻涕、排遣忧伤的时刻——既然大伙好心地光顾这家不幸的人,那就应该动起嘴、动起手来,说一说怎么办理后事……”

    没等这位邻居说完,炕头上坐着的先知一样的人立刻插嘴了,“嗯,”他先在鼻腔里发出表示赞同的声音,然后急速向周围四顾,“真实想不到,叫人悲痛。我们现在就该动起来。”

    “对,”中彦立刻弹起身子,附和道,他还想接着说什么,却咳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棺材应该是首先考虑的,”不知什么原因促使我说起来了。我怀着一颗战战兢兢、懵懵懂懂的心说出了这句话。

    “傻孩子,你应该说‘材木’,而不该直呼‘棺材’,”邻居低声温和地说。

    我顿时脸红了。他们通常忌讳象征不好的征兆的“棺材”这一称呼,代之以“材木”。我很难堪,觉得自己愚蠢透了。那位邻居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撒的……”

    “我看,咱们还是考虑是否把不幸的人运到村子里来?”神态庄重的奇虎说。

    “这……”邻居低头犹豫了。

    在偏僻的村子里阴阳先生以及他那神秘的包裹里的占卜法器取代了法官、法庭和印成仿宋体字的成文法典,或者说他们深奥的法器决定了死者怎样安葬,发着幽暗光线的罗盘里的小小的指针不管指向排满十天干、十二地支所属的哪一个方向,死者的棺木也不得有丝毫的偏差,难怪我记得爷爷常说“左青龙,右白虎”了——我的外祖父以及他的我知道和不知道的人都是这样安葬的。福俊他爸也面临着一个抉择:他到底可不可以被带进家做法事。我听说“不正常”地死在外地的人是不能被带进村子的。唉,如果真有灵魂,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也是多么凄惨呀。

    “其实,我早就在考虑这事儿了,”邻居继续说,“不过,先生还没到,咱们不好决定。”

    “算算时间也该到了。当然啦,他老人家经不得走长路,稍事休息也是要耽搁一点时间的。”张奇虎以尊敬的口吻说。

    “是呀。”

    于是,大家又陷入僵局。人们都在静等那位老人的到来。

    一个身披黑色皮夹克、脸颊消瘦的男人头也不转地向福俊他们所在的那个屋子里去了。人们瞥了一眼他的身影,唯有坐在门口炕头上的那个女人呲着不整齐的牙,一直盯到那个人看不见。
 
    “哎呀,我是小辈,你先请。”红萼的声音从大门外传进来。

    大家闻声迎出去:一位什么人要进来了。尽管神情严肃的张奇虎皱起眉头表示对红萼的很高的声音表示厌恶,但他还是快速地迎了出去。

    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位礼仪周到的老人请上炕,坐在一个几块小木板拼合成的、没涂漆的炕桌后边,仿佛七八个人的礼仪才能抵得上他一个人的似的。

    我不得不给他找烟,可是他古怪地推辞了,谦和地笑着说,“不用,不用啦,这样很好……”

    于是我在地上站着,打量这位人们用畏惧、诚惶诚恐的心情谈论的老人:他的长长的胡须每一根都变成了银丝,可是从白色的筒状帽子底下露出的头发却是灰色的,叫人很惊奇;弯弯的粗眉毛很稀疏,就像陡地里哪个不会撒种子的人种出的麦子。长长的脸庞上泛着健康的红晕。他是个嗓音很高的人,但在在这样的场合,他把嗓子压低了:“我先得大致了解一下去世的原因,才好做出决断。”

    “老师傅说得极是。我们倒把这个给忘了。张俊,去,呀,你怎么还把烟捏在手里!”奇虎一本正经的态度让我害怕,“叫张缃綆来!”

    我刚把腿要走,他突然耸一下矮小的身材,叫住了,“顺便买几支蜡,不知那些撑得饱饱的电工早呢么搞得,变压器还是个破铁盒……天已经这么黑了。”

    “不,不用了,我刚刚叫红萼去买了,”邻居说。

    张缃綆今天格外温和,尽管眼皮仍然垂着,眼神令人害怕。他的凶相经常让我觉得他立刻要发疯似的挥起又大又宽的打碎哪个人的脸。

    有时候,我看见他的瘦狭的两颊和大鼻子哆嗦着,像淋了冷雨,眼睛里却仍然流露出我所不理解的那种光芒,把人置之度外,不屑一顾的眼神,人往往有自卫性的伪装,作为哺乳动物,人和狗有着惊奇的相似:你看它吐着红色的长舌头,呲着长长的犬牙,可一旦你靠近,它便会耷拉下耳朵,头也丧气地垂下来;只需要只要真尖那样大的点东西稍稍一碰触,这道水泡似的伪装便会破裂,让我们看到其真实的东西——似乎异想天开的想法也让我不由自主地要破开张缃綆这道凶光的迷雾——极其脆弱的屏障,从而看到一个畏惧得变小,畏缩在幽暗地方的灵魂。

    “你也看出来了?——他的面相并不令人满意——一张凶巴巴的脸是不会从八面玲珑的人们那里换来笑脸的。可是……”爷爷一边抽烟,“你问我他怎么老是凶巴巴的,这我可说不准,说起话来却一点儿也不凶。”爷爷曾这样回答我。

    “怎么能买红色的蜡烛?你这个人,就不想想。”四十岁的奇虎声音古怪地几乎是质问红萼。
“哦哦,原谅我吧,刚刚张福君的弟弟放学回家,我碰上了,就给他说了一番话,所以忘记看手中的东西了。”红萼在黑暗下来的屋子里说。

    那位黑暗中的白胡子老人以及其他的人都顿时静下来了,只有挂满黑色蜘蛛网的气窗窗板发出轻微的撞击声——外面又起风了。在死亡一样的寂静中,张缃綆迫不及待地清了一下嗓子,大家这才叹口气、动动身子。

    “那么,张俊,你去换吧,”他把那四根红色的蜡烛放到我手里,“注意点,小心弄折了,”他转过身,俨然一个主事人,“红萼,你继续照顾张福俊他妈——母子三个去吧。”

    我害怕得不得了。有什么东西从窗户外面钻进来了吗?害怕的心情和炕上坐着的白胡子老汉给人的沉稳的力量交织对抗。

    外面,冷风呼啸,简直又回到冬天了。没有一丝月光,夜色浓浓地涂抹了眼前的一切东西:一个经常拴驴子的种满臭椿树的破园子,两垛已被用掉一半的草稳稳当当地蹲在一侧。九年前,村里那个眼睛泛白的干瘦的老婆子浑浑噩噩地把白色的老鼠药卷进热气腾腾的油饼,盛在瓷碟子里给她年老的丈夫,据说,那老人痛苦地挣扎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还没活着,嘴角流着洗衣粉泡沫似的沫沫,抽搐着,死在嚼去了一半饼的碟子旁边了。我已经记不清有枷锁戴在她的手腕上了——她是一个人人惧怕的精神病人。公正的法律和宽宏慈悲的法官当然不会降罪于一位疯疯傻傻的老太婆。自从那以后,她就把破败的家弄个底朝天。还经常趿着破布鞋,手里的一根棍子上缠着一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花花绿绿的上坟用的剪纸,她左脚抬起来,右脚跳着,接着互相换一下,口里念叨着人们听不懂的胡话,想一个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人,就在我对面的园子上头的场地边沿……

    白色的蜡烛终于点上了,黄色的火焰先是跳动了几下,接着越来越旺,高大的人影映在黑乎乎的墙壁上,随着烛光一起跳动。它们好像是一块块黑布,而且质地很不好。

    “得从哪儿说起呢,老先生?”张缃綆的身子隐没在黑暗里,只有雕像一样的头露在烛光里,凶狠的表情看不到了,代之以一番哀怜的神情,又把头转向周围的人,“大家?”

    “就从头开始吧!无论怎样——现在只有我们在场的七个人,就是说将会有七个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我认为大家——包括我,没有一个人会将一个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生前的事儿传出去。”

    大家都静默了,表示坚决不会向外透露今晚将要听到的事情。他们都在黑暗中坚定地闭紧嘴唇。我在炕头边的麦秆里不安地动着脚。

    气窗窗板以不紧不慢的拍子敲着,与张缃綆说话的节奏相当。他每说几句话,就不得不停下来,狠狠地吸一口纸烟,提提神。

    “是这样,”张缃綆熟练地用指头把一截烟灰弹落在炕桌上,“从正月十五吧,哦,不,应该是十七——我们先是没找上活儿干,在那儿冻了两天。第三天清晨,终于有一个穿着皮夹克、挺着大肚子的人来叫我们啦,谈好价钱——实际上是胡乱搞了一通,因为我们都冻得受不了,随便跟着走了——而且也不用我们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掏自己的兜子了。”

    “哦?后来一直给那家子干活吗?”白胡子老汉衣服法官模样,一个细节也不放过。但是,年老而从未出去打过工的他问这种问题,未免惹众人偷笑。

    “不是,您知道,”张缃綆顿了顿说,“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通常只有小活儿,我们就是零时工。有的东家火燎似的叫我们去,无非只是干个把钟头,最长的也超不过一个月。咳,从正月中旬到二月中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换了五家。一天,我们拿着铁钳搬砖块(已经搬了整整一天了),当时已经死下午。就在那时,那个不幸的人突然捂住左胸口的上衣兜那儿……”

    “啊?接着呢?他怎么样?”白胡子老汉紧锁双眉,仿佛抓住了什么东西。他急切地想知道结果。

    “捂得很紧,然后……”缃绠瞪了一眼烛火,仿佛跟它不共戴天似的。

    “怎么?”老人扬了扬粗疏的眉毛。

    “他突然说‘掉了……’”缃绠的眼珠一动不动,呆滞地望着蜡烛。

    “什么掉了?”刚刚好像要昏睡的张奇虎突然惊觉起来,擦擦不知不觉流出来的被烛光照得亮晶晶的鼻涕,突然问道。

    “不清楚,”张缃綆摇着长着乱蓬蓬的头发的头。

    “你当时没问他吗?”白胡子老汉带着责难的口吻,为了树立“先生”这样的名号,他不得不说话温和、大方。

    “没有。”张缃綆手里的烟烧到口水浸湿的地方,要灭了。

    “为什么?”白胡子老汉疑惑地问。

    “因为他捂着胸口蹲在砖块上了,脸庞立刻发白。我从他脸上预感到不详的征兆!况且,我们身旁的一堆破砖块突然‘轰隆’倒塌!——我不得不拿木板把它们挡住,否则我俩肯定要给砸个半死不活。不过没事,只有一块粘着水泥的砖块砸伤了他的小拇指——这也算大幸了——我们经常吃这类亏,习惯了。”

    “唉!”一直没说话的黄发女人在黑暗中叹了一声——她掩在黑暗里。

    我吓了一跳,一位她和红萼去另一个房间了。

    “然后呢?”那位邻居嘴里的纸烟一明一灭,在腾起的灰白色的烟里问道。

    “我想把他扶到墙根,他说不碍事,可是,他一摆脱我的手臂就瘫软下来了,就像一袋麦子。于是,我扶着他坐稳,弄了一杯热水给他。大约三十分钟后,他的脸又红润起来了,就像原来那样。不过看起来很疲乏。嘴唇也干裂流血。从那以后十多天里,早晨他几乎起不来。顺便说句,我们当时已经给另一家干活儿了。

    “令人讨厌的是那家的鸡经常叫得很早,天边还没红,就‘哇啦啦’地闹起来了,我真想把它们一个个拧断脖子扔进渭河里。鸡一叫,我们又得揉着眼睛干活啦。

    “那个身上一股醋味儿的老头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他经常揉着眼睛打喷嚏,自个儿没睡醒,却起得那么早——也是为了催促我们呐。他在潮湿的空气中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来回转悠,尖利的眼睛盯着我们,就连煮茶的时刻都不愿在屋里耽搁,而是站在我们面前,等他意识到一盅茶煮好了再进去,然后迈着八字步出来——唉,这个老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经常用黑色的木筷敲着碗,仿佛拿柝敲梆子一样。严肃地重复那一句从早到晚挂在口头的话,‘啧啧,前天给我家做活的壮汉叫什么来着?他那结实的腰身哟,一下能提两卡子砖……’老头子瘦骨嶙峋的儿子立刻不高兴了,连吃进去的汤水也冒着泡泡吐了出来,瞪着小眼睛,不慢地说,‘爸,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儿了!’老头子立刻垂下头,兴奋劲儿一落千丈可不是个好兆头,他开始夹着黑色的咸菜,懒洋洋地宣布哪一块正在被砌的墙要在下午五点前必须完成,还补上一句,‘否则话,恭喜你们,你们就得别处找活干啰!’

    “我们听得扫兴透顶了,于是戏谑性地来上一句‘假如按时完成的话,是不是还有额外的奖金?’

    “他的脸立刻变成浑浊的茶色,筷子‘叮当’一声掉进桌上的咸菜碟子里,放下碗,拿起一根被汤水汁泡湿了的便宜纸烟卷。抖着手,好不容易才划着了火柴,又三心二意地把燃得旺旺的火柴送到鼻尖上——突然叫着抖了一下,火柴灭了,接着又划一根……我们边吃,边在心理偷笑。

    “老汉的儿子怒气冲冲地钻进自己的小屋,连门都来不及闭上就躺在床上了……可是,老头子的婆娘吝啬起来并不比他更逊色。

    “那是一个比老汉要年轻十多岁的婆娘,经常穿红着绿,就连在做饭的时候也不换,直接在外面包一个脏兮兮的围裙,用两根粗壮的胳膊使劲地揉面,一忽儿扬起擀面杖,努着涂得红漆一样的厚嘴唇,思忖着怎样把手底下的这块面擀到最薄。她很少待在家里,总和一群像她那样的女人(大多要比她年轻)出去蹓跶,身边带着一条不会叫唤的脏狗……

    “我之所以要给你们说这些话,是因为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可怜人就是在那家子与我们辞别的。

    “不错,有流汗就意味着有个把子钱,而那些在外面转悠、巴不得有活儿干的还有好多呢!——我们是幸运的——你们很可能会从这家子人中挑出一点点哪怕是怜惜之外的同情——在生和死面前,纵使生者和死者不知不觉,旁人也是万分关心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咳,在最后的十多天中,他依然硬撑着。我看见他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便去砖块上抽根烟——其实,抽烟对他的身体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他平常也是不抽烟的,这只不过是因为要掩饰东家的耳目!

    “我放下卡子,把水给他送过去,他才勉强呡上几口,润润干冒火的喉舌。我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说,‘不用了,休息一会就好……’我当时没预想到病情会那么严重。

    “他当时捂着胸口,艰难地喘着气,哦,我们真不该这么冷酷地谈论我那不行的朋友——当然啦,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不是一个十足的糊涂人!可是,无声无息的死亡又怎么样呢?是没有原因的……好啊!先生,您提醒的正是时候,我得说一说那件‘掉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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