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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续留在北上广奋斗还是逃离?
时间:2016-03-16 01:0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春节假期结束时,那些密集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航班或列车,似乎分外心事重重,它们所承载的复杂思绪远甚于平常。难以计数的年轻人——哪怕仅仅统计在北上广深谋生的白领,数目可能已超过以色列或葡萄牙的总人口——结束了中小城市的短暂居停,结束了对家乡文化的温习,又要回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超级都市。

因为感慨良多,这段旅程总是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漫长,他们刚刚经历了两种生活模式的比对,有的人怀着对老家各种流俗、老套生活观念及人际关系的厌弃,越发觉得一线城市的好,有的人迷恋于故乡熟悉的味道、浓郁的亲情和安逸的节奏,再次怀疑自己在一线城市艰辛谋生的意义,还有的人,则是两种感受兼而有之。

马年春节过后,网络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比较与激辩,异乎寻常地喧嚣起来。打开微信朋友圈,许多人在转发各类与此相关的文章,随便逮住一个年轻白领追问几句,他会讲述好几个关于同事或朋友的故事,有的已经离开一线城市,有的还在犹豫,有的无法适应家乡生活重回一线……

春节期间,网络社区“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引发巨大反响——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到北上广深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老家踏实过日子难道不好吗?是不是这个社会体制的原因使大家的价值观产生了偏差,才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春节长假结束的时候,接近千人参与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最火的一个长回复,获得“点赞”14000多个,这在“知乎”是非常罕见的。此回复的作者王远成曾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过几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而回到故乡乌鲁木齐,他历数了在上海打拼的艰辛以及苦中之乐:比如见识增长,视野拓宽,而回到家乡进入工作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普遍的谋求安稳的心态让他无法接受,他发现自己已经难以融入几乎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

“为什么到纽约”

披头士主唱列侬当年接受采访,曾被问到为什么一个英国乐队却要到美国发展,列侬的回答是:“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要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美国作家E·B·怀特则如此看待纽约的独特吸引力:“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

对于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青年而言,北上广深就是他们的纽约。任何带有青春特质的灵魂,都没法不迷恋超级大都市,它所具有的丰富、包容、新奇、魔幻、创造力,至少会有一种构成致命的诱惑。

 

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

 

上海,图片来自网络。

2008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的大专生王远成,带着仅有的两千多元,从就读的西安跑到上海,他热爱IT行业,并觉得上海这样的城市才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2010年,李建华结束了在合肥四年多的工作经历,选择到北京发展,这个河南青年从事的是移动互联网,在二线城市,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土壤。

除了可以满足青春的梦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超级城市对于那些反叛传统家庭、不适应原乡文化或性情特异的青年,也具备足够的魅力。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惟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通常,大城市更易于吸引这样的游子。

作家荞麦属于传统家庭文化的叛逆者,他在自己的豆瓣主页转发了王远成的长帖,并抛出自己的观点:“为何远离亲人却义无反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远离亲人啊”,“现代文明就是要离开原生家庭获得独立。”

署名安雅的网友把北上广深比喻为水草肥美之地,“起初生活艰辛、远离父母都是为了更自由开阔生活可以接受的代价。而且……焉知远离父母可能不是代价,而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马年春节过后,专栏作者毛利、朱白等人在腾讯网的“大家”栏目展开了一场辩论,毛利指斥小城市的种种流俗,朱白站在了反驳的角度。毛利说,自己出生在上海郊区的松江,正因为如此,更可以清晰看到小城的各种积弊。

“我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这么一撮人,总喜欢把别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泥潭,然后给你洗上八百遍脑,告诉你这种生活很不错。”毛利以一种极端的语气说道,“大城市的空气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较起来,起码当你身处五道口或者南京东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单身、是gay、新年没和丈夫团聚而留下来停留一秒钟,这种情况在亲戚家却会遭到无休止的盘问。”

在网络知名ID“和菜头”看来,选择在家乡还是在超级城市生活,本身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与其说是基于能力,毋宁说是基于性情。“在小城市里生活,活在探照灯下,活在各种比较之中,活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网里。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对家族的价值,对于关系网的价值。在超级城市里生活,万人如海一身藏,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的价值就是你个人的价值,这里是赤裸裸的买卖市场,你总有个价,它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

从事编剧等文字工作的柏邦妮20岁就到北京闯荡,如今已历十余年,她说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当自己走出地铁站,觉得蓦然看到一座希望之城。即使没有过上自己最期望的生活,她也可以“忍受北京”,“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

中心城市的诸多诱惑,形成巨大的吸附力,新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上广深的人口仍在持续膨胀之中,2000万这个关口要么已临近,要么已突破。城市本身的喘息,外来谋生者的喘息,都变得粗重起来。

推一下,拉一把

在北京工作两年以后,因为参与的一个投资项目失败,李建华心灰意冷,卷起铺盖回到了合肥,那是自己读大学并工作过的地方,有着熟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女友也在那里,适合疗伤。

在李建华回到合肥之前的一年里,“逃离北上广”成为几个中心城市最热门的白领话题,尽管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越来越多的人被身边同事、朋友回归中小城市的选择所触动,甚至有出版商开始售卖“逃离北上广”系列图书,分别列举三大城市的种种“不堪”。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情绪与“大城市病”的日益严重不无关系,比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竞争残酷,尤其是,以住宅租售价格为主体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它们造成了北上广深比较难看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

 

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

 

北京,图片来自网络。

曾有美国学者指出,促成不同城市间迁徙的,不外乎城市的推—拉作用。与中心城市的种种弊端对应的,恰恰是中小城市的优势。不仅仅是在中国,这种“逃离大城市”的潮流在美国也有先例,甚至一直绵延至今。最近几年,曾贴着荒凉、野蛮等标签的得克萨斯州,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悠闲的生活节奏,成为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大都市青年新生活的乐土,21世纪以来,那里的人口净增了一百万以上。

与美国青年不同的是,中国青年“逃离潮”的目的地,大多指向原生地,具有向家庭文化回归的趋向。正如作家荞麦所言,原生家庭与现代文明存在着某种矛盾。遑论乡村,即使在中国的中小城市,也大量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特征,以亲缘关系为主干织就的熟人网络,给予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安全感和依赖感,同时,它也要求一种趋同的价值观,扼杀着个性与创造力。

总体而言,在1980一代身上,既不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冲动,又有着未曾斩断的与传统文明的脐带,不那么宜居的超级城市稍稍体现出推力,原生家庭的拉扯效应就显著起来。别忘了,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并没有在成长环境里获取足够的独立意识。

学者秦晖认为,人的天性中既包含对自由的追求,也有对安全感的需要。通常,自由与安全的内心需求此消彼长。尽管1980一代的整体婚育年龄已大大后延,他们终究到了要寻求更稳定生活的年龄,既然大城市提供不了足够丰富的安居乐业的机遇,这一代“大龄青年”的倦鸟思归也就不足为奇。

传统社会伦理仍对1980一代有深深的影响,父母的苍老与疾患也是“逃离北上广深”的重要原因。2013年5月,因为母亲罹患癌症,王远成被迫离开上海,当然,踏上四千多公里归程的时候,他不会使用“逃离”这个词,反而带有明显的不舍。

“回不去”的故乡

家境不错的王远成回到乌鲁木齐,很快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事业单位的准正式员工。这是与上海那家IT公司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背景的人无须奋斗,他们躺进“编制”这把摇椅中,聊天、上网、打游戏,做着极轻闲的差事,而临岗合同工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做着没完没了的工作。“你努力上进根本没用,因为谁该受到重用和提拔就是领导说了算,人脉和后台就是一切。”母亲很认真地找王远成谈心,要他学会溜须拍马,不能太死板。

出外几年,居然成了故乡中的异乡人,这绝非王远成一人的感触。在“知乎”那个问题的近千条回复中,随处可以看到对中小城市“关系重于能力”的抱怨。

让王远成无法适应的还不止这些,他感慨于各种服务行业是如此缺乏服务意识,连公共汽车都不遵守运营时间表。在上海的经历也让他具备了一种发现的能力——居然,周围的亲朋有着如此接近的价值观和乐趣,他们的谈资不外乎比较谁家条件好谁家孩子收入高谁家闹了矛盾……

一位署名“逆风”的网友说,他回到家乡的小县城之后,开了一家网店,做起了电子商务,生意还不错。这是小城镇中的一种另类生活,基本摆脱了对于“关系”的依赖,他也不会发出王远成的那种感慨。不过,在与自己生活过的广州比较之后,不如意的一面还是显而易见——文化生活匮乏,消费选择有限,更重要的是,在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资源方面,差距实在太大了。

合肥是李建华的第二故乡,不过这几乎已成了他回不去的故乡。他返回合肥后仅仅停留了三四个月,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自己的职业属性而言,这种二线城市根本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和薪资。这次停留短暂得如同一次休养,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原本在合肥有着稳定工作的女友也随之成为“京漂”,似乎表明了他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坚持下去的决绝。

这些游子的切身体验表明,中国的超级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上的、软实力上的差异,它远非“有没有、有几家麦当劳”、“有没有、有几座万达广场”这么简单,它也不是就业可能性多与少的硬指标对比,在超级城市里,虽然也有官本位,也有熟人社会,也有分配不公,但它的参差多态,为个性和契约精神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恰恰是那些大兴土木的二三线城市所不具备的。

一些游子回到家乡,见到当年的知己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大抵会生出失落或感伤。

柏邦妮在老家有一个干姐姐,曾是一个热爱朋克文化的青年。“我认识她的时候,也是不省油的灯,深夜我们坐在路边抽烟,觉得自己是美丽世界的孤儿。”

干姐姐后来在那座三线城市的大学里教书,由最初的清高,渐渐就范于现实,参与到教师间的名利竞争,再后来,过上了最庸常的嫁人、生子的生活。柏邦妮春节前去姐姐家做客,觉得那里没有女主人的一丝痕迹了。交谈中,姐姐和她说的是“配合吧,尽量配合吧”,这让她没法不感到惋惜。

在机关单位里谋事,王远成也不得不考虑家乡的规则,他那篇回复在网络爆红之后,他感受到了压力,先是隐去了作者姓名,继而那条回复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适,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对于那些“逃离”者而言,产生距离感的北上广深,与小城市积弊对比下的北上广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广深。

专栏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难以离开》,近来在网络上也被广泛转发,引起共鸣。在何三畏看来,北京的种种“不好”,和它的“好”折抵过后,依然值得留下来。“尽管北京并非不存在不公,但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感觉到健康、向上的市场力量——按价论市,给有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让勤奋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房子、空气、户口也许让你的生活异常艰辛,但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你无法忽视,在这个城市里打拼,你的前景将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罗登的网友则说:“我们指着北京上海乱骂,你们不公平!你们排外!你们有准入制度!要我说,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残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平!”

可选择的烦恼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会回上海的,哪怕会变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为我有理想。”由于牵挂母亲的病情,这样的念头还只能暂时存于王远成的内心,而像李建华那样付诸行动的也大有人在。

继2011年的“逃离”浪潮之后,这个马年春节前后,“重回北上广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难预料,不久之后会否形成“再次逃离”的群体性选择,并周而复始。

开放年代以前,中国人最后一次标志性的大规模迁徙,应该就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了。不过,知青们只能依从“伟大领袖”指引的方向,无法听命于个人意志。在那个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户籍所在地,假使无法从官方开具介绍信,必然“故土难离”,寸步难行。及至当政者需要释放更多社会活力以挽救国民经济,对工作、居住地的选择才渐渐成为可能,尽管户籍制度仍极为不公平地存在着。

 

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

 

广州,图片来自网络。

当知青们的后辈长大成人,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与数亿农民一样,离开原乡。开始了对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过的也是选择之下的生活,这真够父母一辈暗自艳羡的——年轻一代毕竟拥有了一些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几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拥有选择权的人,就多出了一项烦恼——选择的烦恼。

在“知乎”那个引发热议的问题下面,一位用户以匿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巨大矛盾:“我经历了逃离北上广又逃回北上广,逃离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城市发现工作没有挑战,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有了不安全感,于是又逃回了,觉得自己还是想奋斗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来又是拥挤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又有点后悔了。……只能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较知名的职业规划师,他觉得人的履历是一个打开再合拢的过程——你需要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足够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涯轨迹一般是20-35岁前以职业发展为核心,在大城市尝试各种可能,有机会就再往上。到了35岁前后,形成稳定的对生活的定见,然后过职业—家庭—自我的平衡选择,“你只有一日看尽长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欢“逃离”这个字眼。“对于自己内心没有方向的人,去哪里都是逃离,而对于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里都是追寻。”

《南方周末》曾在一期“逃离北上广”的专题中写道: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说法太过残酷。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生存方式,即便我们不去断言可选择的烦恼好过无可选择的烦恼,至少没必要把这一代年轻人的流动特征悲情化。

“和菜头”就在《迁徙为何》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为何留下,为何离开,更多的时候是考虑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种生活。幸运的是,无论选择在哪一边,总能留下另外一边更美好的想象,人们可以靠着这个继续生活下去。”

人的流动本身,就孕育着活力与机遇,谁又能否认,在游子们的往返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某种交融也在悄然进行?

请不要嘲笑年轻人的盲目和“瞎折腾”,生而为人,选择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无可指责的权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无根”的困惑。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无论超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呼唤更高明的现代城市管理艺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一种局面让人无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乡村风貌、乡土气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钢筋水泥的丛林。(文/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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